干校记丨杜欣欣：我在五七干校当猪倌
老编的话：以1968年5月黑龙江柳河“五七干校”的成立为标志，今年是全国性“五七干校”运动50周年。新三届人以独立个体投身五七干校的恐为凤毛麟角，但追随父母下放五七干校的，则当为数不少。本号特辟“干校记”专栏，期待诸位朋友把自己的干校经历记录下来，在这个平台上与同龄人分享。我们也将选刊其他亲历者的干校回忆，完整勾勒那个啼笑皆非的大革文化命的时代。
作者简介
1969年的作者
杜欣欣， 1954年生于重庆，在北京长大。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，之后当工人七年。1978年考入大学，1984年到美国留学，现居美国。曾出版过《恒河：从今世流向来生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），《此一去万水千山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）。
原题
牧 猪 记
我15岁那年，跟着母亲去了东北牡丹江宁安县的五七干校。
作者1971年在干校
1971年10月，黑龙江已是冰天雪地。半夜里，紧急集合的号声响起，我们都以为又是战备拉练，大伙全副武装，把能穿戴的都穿戴上了。男女老少哆哆嗦嗦地站在寒地里，有人小声地哄着哭闹的孩子。上面发了话，这次不是拉练，而是传达中央紧急重要文件，传达到县团级干部。
当晚，那些够级别的学员都去听文件，我们这些够不上级别的就回去睡觉。第二天，听完文件的那些人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政治学习。学习文件和参加政治学习都要有一定级别，但又并非完全根据级别，至少我知道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候补学员，即使够级别也不能恭听党中央的声音。
当干校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全时进行更重要事业的时候，人还是要吃饭的，猪羊牛马也有生存权。我们这些非干部就担当起喂人喂猪羊喂牛马的任务。记得领导说喂猪羊的任务很重要，否则“批林批陈”运动是不能进行到底的！于是我光荣地当起了猪倌。
我管理三个猪圈，两个圈是少年猪，一圈公猪。公猪的品种叫“大长白”，身长体大，需要放牧，而小猪只需喂食。每天两次，我从厨房的大灶上舀两铁桶煮熟的饲料，混入发酵饲料，挑到猪圈，倒入食槽里。三个圈需要挑三次。待猪吃完，再起圈清理。
挑着猪食，距离猪圈还有十来步远时，我就听到小猪崽们开始叫了，那叫声冲天，好像要杀了它们似的。这两圈小猪都是刚长了毛，还未催肥，精力旺盛极不安分。我一到圈前，还未放下饲料桶，它们就一拥而上，把头伸到猪食槽里。我被挤得无法倒猪食，一面呵斥，一面倒食，总有几只被浇得满脸开花。
一天，兽医跟我说有一口小猪不大对劲儿，要抓出来看看。我挑着猪食桶，走在前头，他跟在后面。走近头一个圈时，那窝猪如饿鬼般地冲上来。走到第二个圈，那些猪见我却像见了鬼，立刻四处逃散。真是太奇怪了。
此时兽医已锁定了目标，他进了猪圈，展开了一场人猪追逐战。那只目标小猪疯了似地跑，我们俩左围右堵，滚了一身泥巴，才抓住了它。我抱起它来一看，妈呀，这小猪的右腿上划了一条大三角口，猪皮搭拉下一大块，红肉毕露。原来它没命奔逃时，挂上木栏上的铁钉。兽医拿起粗针大线，如缝皮鞋似的，在头上趟趟针，也不给人家上麻药就缝起来，噌噌几下就缝好了。
当他缝猪皮的时候，我抱着小猪，安抚着它：“你怕什么？跑什么？看看，闹了这么一个大口子，这下可就踏实了。”兽医笑道：“它不可能不怕。”“为什么呢？”“因为我穿白大褂。”兽医说：“这窝猪从小多病，我常来打针灌药。所以它们一见这件白大褂就逃，即使好吃的也引诱不了。”
听着兽医的话，我突发奇想，何不也穿上白衣来喂食，对这帮少年饿鬼起阻吓作用。后来再一想，这根本不可行，起圈刨粪还不把白衣染成臭花袄。
虽然每天挑6担猪食并不轻省，可我宁愿干这活儿，也不愿刨粪起圈。天寒地冻时，猪粪尿结成厚冰。起圈抡起大镐，往冰粪上一砸，一个白点儿，冰花儿四溅。那冰花儿带着淡淡的赭红色，若不说是粪冰，其实还挺美丽的。猪粪冰花儿溅在头发上，抖一抖就掉了，可晚上回宿舍躺下，幽幽臭气，经久不散。粪冰溅在嘴里，咸咸的，倒也不是太臭。
有时费了半天劲儿，还是刨不下多少，如果再赶上冰碴儿溅进眼睛里，沙得生疼，涕泪交流，心头不由得火起。此时猪们早已识趣地躲得远远的，但还是免不了受我几脚：“谁让你们拉那么多，以后不许拉了。”踹过之后，我又不免动一分恻隐之心：自己不高兴，犯不上拿人家出气呀。
春天的草甸子，紫艳艳的马兰花开了，我和猪们都喜欢的出游季节到了。我一打开圈门，不用赶，“大长白”们就自动列队，向着春风吹绿的原野走去。它们骨架子很大，几乎齐腰。跟在猪队伍的后面，我也若猪一样地寻寻觅觅。它们边走边寻边吃，我边走边赶边采花草。放猪带给我很多快乐。
赶到草甸子上，我任猪们自由活动。只要它们在视线之内，我就坐在草地上做马兰花哨。我知道选用什么样的马兰，怎样做出响亮的哨子。可惜经年不做，这个技艺已经流失了。吹着马兰哨儿，我用五彩的花儿编成花环花蓝，我把花环献给我的猪们。不过它们不喜欢在耳朵上挂东西，一看我拿着花环走过去就尽量躲开，比较不能欣赏我的美意。
实在没什么可玩的了，我就躺在草地上呆想。此地没有念语录的嘶叫，也没有锄豆插秧比赛的喧嚣，更没有田头批斗会的烈焰。我和猪们相处得很好，我对它们体贴照顾。若地上能吃的只有薄雪盖住的豆秸草皮，它们会踌躇不前，我总是通情达理地少牧它们一会儿，多给点儿猪食。
猪们不会说我坏话，也不利用我，更不会去告密，给了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安全感。望着蓝天白云和飞鸟，望着远山近草和肥猪，发着呆，真奢侈！
春天放猪有一个比较讨厌的事儿是猪发情。本来饲养场早就决定要劁掉一些不太优秀的“大长白”，以便它们能心无旁骛地专司长肉。后来不知为什么，却迟迟没有动手。所以在温美的日子里，“大长白”们很喜欢流连徘徊于路边，期待着艳遇。因为迟迟不见异性的倩影，闻不到猪小姐的香味儿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它们就会停止前进，和同性做出不雅的动作。这时，我得连呵斥带脚踹，制止它们当着妇女的面耍流氓。
我有八条大公猪，可放牧时，一般只有七条出行。那一只并非生病，也不是赖圈，而且它早已捷足先登地出了圈。这只猪通体洁白，后脊梁上长着一撮黑毛，所以我们叫它“一撮毛”。虽然它的体积和其他猪兄弟们一般的大小，看来也有一颗同样的猪心，可却非常地渴望自由，而且具有不安分的本领——它能跳过几乎与我等高的石砌圈墙，奔向广阔的天地。
一个早晨，我比平日稍早到猪圈。我看见“一撮毛”先后退几步，然后助跑，再跃起。当它飞跃石墙时，还轻轻地哼了一声，似乎在说“老猪我去也”。出圈后，它又一路小跑，很快就不见踪影。有趣的是，每当用餐时间，它又跳回圈里，心安理得又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它的那一份。我一直想跟踪它，探出它的底细。可惜“光荣而重要的任务”在身，无法如愿。
干校附近的生产队家家养猪。有一户养了一头大种猪。据说这头种猪极其根正苗红，招得邻里四方的猪女非它不嫁。每次配种，猪妹儿被主人赶着，来到种猪户的院子里，不需要撮合拜堂，猪妹儿就会跑去找情郎。这时嫁女的一方就掏出两块钱作为陪嫁。一时事毕，种猪的主人，拿出两个生鸡蛋，夸喳一下敲开，喂进种猪的嘴里。看着它咕咚一声，吞了下去，主人在旁一边搓着手，一边疼爱地说：“为它补补身。”
我们的这位“一撮毛”，显然没有那只种猪的特权。然而，当它的猪兄猪弟们还在意淫的初级阶段时，它却能提前进入了小康，甚至步入更高级的阶段——弄出了好几窝野种。这还不算，有几位猪妹儿也是郎有情来妹有意，不再满意包办婚姻，对那大众情人不上感了。这会儿，我不说，你也能猜出来，本来要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可他家猪妹儿生出来的是打地洞的老鼠，你叫那女家如何不气。
终于“一撮毛”神秘而频繁的出走引来了严重的后果。生产队找上干校，干校找上我，责令我严厉管束一撮毛。领导说兹事体大，事关军民关系，不可等闲。领导的那个严肃劲儿和抓乱搞男女关系差不多。
那段时间，干校里碰巧也发生了几起“乱搞”事件。有一位随丈夫来干校的家属，其夫长期被派住远离干校的牧场。一个风高月黑夜，她的丈夫不期而至，将她与所恋逮个正着。这位阿姨从此被烙上了红字。在一个完全没有个人空间的集体中，要想”乱搞“必得费极大的心思避人耳目，还要具有非凡的胆量。那些“乱搞”的男女，真不如我们的“一撮毛”自由，它只要轻轻地那么一跃，就能潇洒而去而回，根本不怕它的同胞看见。
领导很严肃地要我为军民和谐作出贡献，但我却不开窍地替一撮毛辩护：“咱们一撮毛白白让他们得了一窝小猪崽子，不用给钱，也不用鸡蛋，有什么不好。”领导看着我顽冥不化，又一时找不到人来加高猪圈墙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我的“一撮毛”一如既往地跳出去约会，一如既往地沐浴在爱河里。爱过之后，它心安理得而又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那一份猪食。时隔四十年，有时我还会忆起它跳起来，空中飞猪的样子。若它地下有知会感谢我吗？至少我没有剥夺它跳墙的自由，恋爱生崽儿的自由，让它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小“一撮毛”。
虽然“一撮毛”的生平远不如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精彩，可是在这个世界上，那样特立独行的猪和人都十分稀缺！每念及此，我自觉相当幸运，遇到了“一撮毛”，也算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吧！
杜欣欣阅览室
写于2002年，原载《温故》第七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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